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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上海社联2024年度论文已出炉。观察和研读最新评选出的10篇年度论文，我们对近一年来上海社科学者的研究方向会有一个概括性认知，既有“全球供应链重构、科技创新机制、全媒体时代、无形经济、信息保护、代际共育”等当下时代关心和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，也有“历史书写、政党与国家、唯物史观、中国美学”等关系中国学术研究的机理问题。

　　“年度论文”评选活动由上海社联2013年组织发起，至今已连续开展12年。年度论文评选无需作者自行申报，而是依托各学科权威专家、学术期刊主编、资深学术编辑等专业力量，开展多轮遴选评审。

　　澎湃新闻记者对线年度论文作者，听学者讲述数字时代学术研究的坚守和改变，新文科建设如何创新，以及学者如何研究真问题，回应时代之问。

　　“美学所研究的主要是三个方面，一是世界意象，二是人类情感，三是人的自由意志。三者的结合和统一，构成了美学和中国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。面向这些方面去做的美学研究，那一定是作为哲学或文化哲学问题去研究。”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王振复看来，美学一定是有哲学或文化哲学的灵魂。

　　在主编并撰写一部三卷本《中国美学范畴史》之后，王振复仍觉得有未尽之处，反复读书、酝酿和思考，他逐渐意识到潜在于中国美学之中的体系。

　　在上海社联2024年度论文《中国美学范畴体系的逻辑结构》（原载于《学术月刊》2024年第1期）中，王振复就提出了这个动态四维的逻辑网络。其中把无极作为一个逻辑原点，把无极和太极的对应结合视为二重哲学本体。而历史哲学意义的“道”、文化意义的“气”与审美现象意义的“象”的三者相和，即三大人文支柱。“中国美学范畴体系，具有有序而深邃的诗性思性化的人文特点，渗溶着中华文化所特具的生命意识。”

　　这也是中西贯通、古今结合而来的认识突破。王振复认为，人文社会科学在全人类的意义上具有相对的普遍性，其人文思维、哲学与审美情趣等，莫不如此。而做中国美学，“本土化”的研究是第一义的，同时也应该有文化人类学的广阔视野。

　　在谈到普通人如何提升审美能力时，王振复则强调，诗性的思性化，是美学；思性的诗性化，是审美。审美虽是感性的，但如果没有融渗在感性当中的思性，这种审美一定是肤浅的。

　　澎湃新闻：在《中国美学范畴体系的逻辑结构》这篇论文中，您希望回应怎样的学术问题？尤其，在您主编、参与撰写的一部三卷本《中国美学范畴史》出版后，在这一学术课题的哪些方面，您感到还有继续深入研究的必要？

　　王振复：这一篇论文的发表，经过了反复的学习、酝酿、思考与撰写过程。在2006年，我主编过一部三卷本的《中国美学范畴史》，并参与了这部书的实际写作。我在导言中认为，中国美学范畴有一个逻辑系统，由气、道、象等三大基本范畴构成一个动态三维结构。

　　我做中国美学研究，试从文化、哲学角度进入，认为人类文化，包括中国的文化、哲学、艺术、宗教与巫易等，都可以是美学研究的对象，力求做成一种本土化的“作为文化哲学的美学”（海因茨·佩茨沃德语）。

　　这里，气指文化学意义的“中国式审美”发生的根因根性；道，我看作中国哲学的一个主干范畴，主要是政治哲学、道德哲学意义上的，以实用理性品格的求善为主导；象，我认为它是审美现象学的一个基本范畴。

　　我当时认为，中国美学范畴是没有体系的，但有一个逻辑系统，由气、道、象及其相互融合的结构所构成，由此构成三大相系的范畴群落，且始终蕴含着中国文化、中国哲学的基本元素，即生命意识。

　　《中国美学范畴史》的出版，在学术界具有相当的影响。此后许多年间，我在继续思考这一学术课题的学理机制究竟怎样，也是继续阅读了诸多与此相关的中外书籍之后，才认识到整体的中国美学范畴，不仅有一个系统，而且还是有体系的。

　　这一体系，是一个四重的逻辑编码结构。这便是，一个逻辑原点：无极；二重哲学本体：无极、太极；三大人文支柱：道、气、象；四维基层建构：范畴群落。

　　思考、研究中国美学范畴体系的逻辑结构，首先碰到的问题是：如果中国美学的诸多范畴与命题在逻辑上是有体系的，那就一定有一个作为“第一性原理”的逻辑原点。这个逻辑原点究竟是什么？我觉得是无极。对此，我曾发表过数篇论文，而后感到，这里还有些问题没有解决。其中之一便是，如果说逻辑原点是无极，那么无极和太极又是什么关系？

　　我早年读过亚里士多德的《形而上学》，书中有一个“四因”说，认为世界一切事物现象的发生及其展开，有彼此相系的四个根因根性，为“形式因”“质料因”“动力因”和“目的因”。“四因”说中的“形式”和“质料”，指哲学意义上的二重本体。从“形式”到“质料”，就是从“本在”性的绝对形上走向“次在”性的相对形上的一个逻辑“过程”及其“实现”。形式是一种“潜能”，走向“实现”是一个“过程”。

　　然而，这是西方哲学的本体论。这里有一个如何糅用中西而进行本土性研究的问题。当我再读《纬书集成》一书时，注意到纬书里有一个“五运”说，其实说的便是事物本体从发生到展开星空体育app免费下载，有一个从“无”到“有”，即从“形式”到“质料”的逻辑过程，也就是从“太易”到“太初”“太始”“太素”与“太极”。以我的理解，这里所说的“五运”说，都具有哲学本体意义。《纬书》关于“五运”说的文字，我以前读过，可是没有引起注意。当时眼前一亮，觉得正可以和亚里士多德的“四因”说相对应。

　　太易便是“形式”，是绝对形上的“本在”。作为逻辑性的最高预设，是“不可能不存在的存在”。这一点，《列子·汤问》的说法是，“无极复无无极，无尽复无无尽”。太初、太始、太素与太极都是“质料”，它们依次有级差而逻辑地展开，是相对形上的“次在”。因而所谓“五运”，实现了从事物本在即“形式”的发生，到本体走向“次在”即“质料”，构成整个逻辑的展开过程。

　　《易传》说，“是故易有太极，是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”。《易传》所说的“易”，不是指《周易》这部人文经典，其实它就是《纬书》所谓“太易”。于是，我把“易”（太易）和太极，看作无极和太极的逻辑关系，并加以论证。

　　论文中所说的二重本体，指绝对形上的无极和相对形上的太极。而道、气、象三者，作为三大人文支柱，加上它们三者之间相互渗透的基层建构，构成了中国美学逻辑体系三大基本的范畴群落。这些问题当然可以再作讨论，我只是为学界提供了一些可供继续探讨与研究的思考材料。

　　这里可能会有人提出疑问，中国哲学、中国美学的第一范畴不就是道吗，为什么说，道不是中国美学范畴体系的逻辑原点呢？

　　原因有二。其一，从思维角度看，道这一哲学范畴，有一种我所说的“思维的杂质”。通行本《老子》第十四章说，“道之为物”，“其中有象”“其中有精（气）”“其中有信”，这足以证明，道这一范畴，没有完全过滤掉“有”的因素，它并不是纯粹而绝对形上的一种东方式的“形式”。

　　其二，中国的文化与哲学当中，从诸子百家直到清代各个时期，几乎所有哲学家都讲到“道”，可是他们所讲的，意义不太一样。道的原始意义指人所走的路。这个出发点，在所有的中国哲学与美学那里，都是一致而相通的。但是，比方先秦的儒、道、墨，尔后儒、道、释所说的“道”，是多义而有分野的，即使儒门内部各派所说的“道”的意涵，也不甚一致。关于“道”的“百家争鸣”，其实是“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”。可以说，这是“道”范畴的概括性强，而从另一面看，“道”确是一个内涵和外延颇为模糊的哲学概念。因此，假如将“道”预设为中国美学范畴体系的逻辑原点，会是令人难以准确把握的。所以我认为，道不是一个逻辑原点，它只能作为政治、道德哲学与美学的，属于无极星空体育app免费下载、太极统御下的一个二级的哲学本体。

　　澎湃新闻：很多学人讲中国哲学、中国美学时，把“道”“意象”当作最核心、最基本的范畴。您的“中国美学范畴体系的逻辑结构”说，则与此很不同。这一问题上，您是怎样思考的，是否承接了您对中国“原始审美意识”的问题意识？

　　王振复：很多学者从道、意象等范畴和概念进入研究，有许多研究成果，这是值得肯定的。有些研究可能有些不妥，似乎没有把道，特别是没有把意象，作为一个哲学或文化哲学的问题来进行思考与写作。

　　我所理解的美学，一定是有哲学或文化哲学的灵魂的。哪里有哲学，那里未必有美学；哪里有美学，那里一定有哲学。去年11月初，我接受《光明日报》记者韩寒的访谈时说过一句话：“美学存在的前提是哲学，美学从哲学中‘独立’出来，却并不意味着它可以离开哲学而独行其‘是’。”美学的哲学意蕴和哲学的美学根性，是一个问题的两面。美学是哲学的诗性部分，它是研究审美现象兼理论形态的，必然关系到诗性。这一诗性是广义的，并不仅仅在艺术、文学中存在。那些真正具有哲学深度的东西，是必然存在着审美诗性的。

　　美学所研究的主要是三个方面，一是世界意象，二是人类情感，三是人的自由意志。三者的结合和统一，构成了美学和中国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。面向这些方面去做的美学研究，那一定是作为哲学或文化哲学问题去研究。如果研究者没有自觉到其实这是哲学问题，那么所做的研究就可能不一定是美学，可以是其他什么，比如文艺学甚至文论等。

　　哲学的确是美学的不二灵魂。1750年德国哲学家、美学家鲍姆加登对美学（Aesthetica）命名之后，可以说美学从此成了一门独立学科。然而，它不意味着美学可离开哲学或是文化哲学而独行其是。这里值得强调的是，也不能把一般意义的哲学等同于美学。

　　关于哲学，我不是科班出身，因此常告诫自己，我得好好自学哲学，争取古今中外都懂一点。可以说，我对哲学的喜欢甚于文学。我年轻时学习美学，对李泽厚先生比较推崇，他是中国哲学、中国美学最有代表性的学者之一。尽管泽厚先生早年所写的一本《批判哲学的批判：康德述评》中，有些基本见解不同于康德那部名著《纯粹理性批判》，却成了我努力学习康德和西方哲学、美学的开始。这本书以及康德等一些西方哲学家的书籍，我看过不少，现在还在看，有些常带在身边。刚开始看不懂，也还是要看。

　　我以为，像我这样做中国巫性美学、《周易》美学与中国美学的人，西方关于原始巫术、神话与图腾的诸多文化人类学名著，《周易》以及易学史上十几部最重要的易学古籍，还有《老子》《庄子》《孟子》与《论语》等人文原典，是必须下苦功夫研习的，同时不能不读一些西方哲学与西方美学的著作。做美学不能离开哲学或文化哲学。离开了哲学的所谓美学不能“成活”，关于这一点，我十几年前写过小文章。 我这样出身中文系的人，常常感到哲学修养太差。以美学为名的研究，其实不是或不完全是美学。我早年所写的美学文章，恐怕也有这方面的问题。

　　总的来说，当把美学的研究对象定为世界意象、人类情感和自由意志三者的结合与统一时，就必须首先有哲学或文化哲学的提问，尔后进行论证分析。这个说起来很容易，做起来确实有难度。

　　现在的美学理论界，一定程度上，把美学普泛化、模糊化了，有那种把美学与文艺学、文论等相混同的现象。比方说，假如想把有关小说情节的研究，做成一篇美学论文，在我看来，那一定要把这个情节从哲学角度进行思考，找到要研究的哲学问题，如果找不到，那么做的可能是文艺学或文论等的研究。

　　关于原始审美意识问题，似乎与哲学关系不大，其实不是的。研究原始审美意识时，可以从文化哲学探讨，“中国式审美”何以发生又如何发生。中华上古时期的原始“信文化”，包括原始神话、原始图腾与原始巫术中，一定蕴含了萌芽状态的文化哲学因素，它与原始审美意识一起萌生。

　　可以说，原始文化哲学因素和原始审美意识二者，是一起萌发的。我在1991年出版的《周易的美学智慧》一书，从《周易》本经的“巫”以及从本经到《易传》的历史与人文转换这一角度，对中华原始审美意识的发生进行研究与探讨，运用的就是文化人类学关于巫学的理念与方法。2002年，我写了《中国美学的文脉历程》一书，开头便从原始神话、图腾和巫术这一中华原始“信文化”的三维进入，重点在于，讲原始审美意识如何从原始巫文化中发生，从而展开关于中国美学文脉历程的论证。继而又在2020、2024年，先后出版《中国巫文化人类学》与《中国巫性美学》两书，都从原始巫文化角度，研究“中国式审美”的发生、发展究竟如何可能这一学术课题。

　　王振复：中西美学的融通和互鉴，关系到中国美学的研究理念与方法是否有效的问题。我总的看法是，正如王国维在《国学从刊》序中提到的，首先应当具有“学无中西”“学无古今”的学术理念。我觉得这一点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。

　　关于“学无中西”“学无古今”，王国维自己就是这样进行学术实践的。他早年开始接触美学，深受康德与叔本华等哲学家的影响。他研究《红楼梦》，把中西美学的悲剧理念放在里面。王国维的国学基础很好，对《红楼梦》很熟悉，否则是做不出来的。如果完全按照中国古代经学的概念研究《红楼梦》的美学特色，看来是不大可能的。《人间词话》等学术著作，糅用了西方的理念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审美诗学，它首先是中国的，同时糅有西学因素。王国维走的这条路值得借鉴。

　　世界上许多不同的民族文化与哲学，都有自己鲜明而独特的文化个性，都是本土文化而大不一样，其区别甚至非常悬殊。但是，毕竟人类都住在同一个地球上。地球人类有基本的生理感官、人性和生活基础，等等，因而，赖以发生、传承、发扬的文化、思想与思维，必然存在相对的共同性。自然科学是全人类的，人文社会科学也在全人类的意义上具有相对的普遍性，其人文思维、哲学与审美情趣等，莫不如此。

　　这不等于说，我们要抹煞不同种族、民族与时代的文化及其哲学、美学的独特个性，其实也抹煞不了，而且必须加以强调。所以我觉得，我们做中国美学，“本土化”的研究是第一义的，同时也应该有文化人类学的广阔视野。尝试以人类学及其文化哲

　　学的眼光，对一系列中国美学的“中国问题”进行中西文明意义的互鉴与比较研究，这当然是可能的，而我们的学术立场，始终要是“中国”的。这也是建构社会主义“中国式现代化”的中国美学体系的必由之路。

　　因此，在肯定王国维说的“学无中西”“学无古今”的同时，还得加上一句，便是“学有中西”“学有古今”。我们的美学，包括中国美学范畴体系研究，既要做到“学无中西”“学无古今”，也要做到“学有中西”“学有古今”，在中西、古今二者的动态联系之际，探寻学术真理。学术的落脚点，应该是真正属于“中国”的、当下与走向未来的，为建构现代化并且走向未来的中国美学体系而努力。

　　研究中国美学范畴体系的逻辑结构，不能绕开原始审美意识的发生这一问题，自当也不能脱离作为“大道之源”的《周易》。关于《周易》研究，先要大量阅读、做到真正懂得《周易》通行本所传达的易理和中国传统易学，打好基础。我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学习《周易》，一直到1980年代末，才写作、出版了《巫术：周易的文化智慧》和《周易的美学智慧》两书。从1993年到1990年代末，作为副主编之一，我又被邀参与由著名学者蔡尚思先生主编的《中华易学大辞典》（八开精装，上下卷，220万字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8）的工作。我为这部大书，取名为“中华易学大辞典”（原拟名：《周易大辞典》）。多年参与看稿、编稿、改稿与定稿这一工作，也是我进一步研习《周易》与历代易学的一个过程。

　　但我认为这还不够。《周易》美学这一新学科方向的开创，需要革新易学研究的理念与方法。以传统经学为基础，夯实易学的底子，糅用人类学关于巫学的理念与方法，努力走一条跨学科的中西、古今的结合之路，是我一贯的学术方向。所以，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叶及此后，我研读过一系列西方文化人类学名著。主要包括詹姆斯·乔治·弗雷泽的《金枝》，马林诺夫斯基的《巫术、科学、宗教与神话》与《文化论》，列维-布留尔的《原始思维》，克洛德·列维-斯特劳斯的《野性的思维》，爱德华·泰勒的《原始文化》等，还有好几种文化人类学译著。我意识到，必须根植于中华易学传统，又不能“死”在易学传统上。传统很重要，但要力求向前拓进和创新。

　　所以，我尝试运用文化人类学关于巫学的理念和方法，来研究《周易》及其美学，将易学、巫学和美学联系在一起，做一个跨学科的新的研究。我先出版了《巫术：周易的文化智慧》和《周易的美学智慧》，接着是《中国巫文化人类学》与《中国巫性美学》等书，都是这一学术理念和思路，搞出一些学术上的新东西。当然，这些书都是有缺失的，但毕竟是做出了新的学术探索。

　　澎湃新闻：您曾亲历两次全国范围的“美学大讨论”。当下学界似乎对文艺美学的关注少了，甚至有“文科危机”的说法。您认为，文艺美学和文化美学的未来在何处？

　　王振复：第一次全国“美学大讨论”进行的那些年，我还是一个中学生。我发表第一篇美学论文《从社会实践看“共同美”》（《复旦学报》第2期），是在1980年3月。此后约10年间，我都在学习《周易》和西方文化人类学著作，朝着探索中国原始审美意识研究的文化学之路走，主要通过《周易的美学智慧》等著述的撰写，努力揭示“中国式审美”的人文原型的真谛。所以第二次“美学大讨论”，我没有直接参与，但长期关注、广泛阅读。

　　我关于美学的学习，始于1964年9月到复旦中文系读书之后，最初直接阅读而受影响最大的，是1964年蒋孔阳先生赠我的《西方文论选》（上下册）。尔后在1965年，认真阅读了六本《美学问题讨论集》。上世纪80年代初，除了发表过很少几篇文艺评论外，我也没有直接去做文艺美学研究。

　　我努力做的是文化美学，也可说是一种“作为文化哲学的美学”。去年年初，由我的多位弟子发起、组织、编辑与出版了八卷本《中国文化美学文集》（423万字），耗费了大家四年多的时间和精力。又在退休后十多年间，完成了三个国家社科项目，从2021年7月，到2024年8月，在中华书局、上海古籍出版社等，出版了学术著作一共8种，大凡都属于文化美学的学术范畴或与此相关。

　　在这些文化美学的研究中，也有许多文艺方面的哲学、文化哲学问题。美学的范围很广。比如自然美、道德人格美和科学技术美等，就不是文艺美学的问题。似乎有这样的看法，比如，用文艺审美的眼光看自然，自然就变美了。其实并非如此。对自然美的审美，是跟人的生活经历、文化及其文学艺术与美学修养等攸关的。用孔阳先生的话说，叫作“多层累的突创”，也是泽厚先生所说的生命、生活的无数的“积淀”。关键是显在或隐在、自觉或不自觉的，关于意象、情感与自由意识的哲学意识的觉醒和体悟。大致说起来，思性的诗性化，是审美；诗性的思性化，是美学。

　　荀子问曰：“君子见大水必观焉，何也？”孔子曰：“夫水者，君子比德焉。”作为自然美的审美，是人格自由的象征。这不是什么文艺问题，而是与道德人格相系的文化问题。世界很大，光从文艺来看审美，是非常不够的。当然，我自己撰写文化美学著论的时候，也常常留意其中的文学和艺术，它们关乎哲理兼诗性。

　　关于文化美学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有“寻根文学”。“寻根”其实属于文化美学范畴。而文化美学研究刚开始时，也有人提出不同意见。这里涉及的文化，实在是太广泛而深邃了。它包罗万象。所谓文化美学，在于开拓美学研究的广阔的文化视野。其关注点落到什么地方，是更为重要的。用文化哲学、文化美学的眼光去观照和研究文学艺术，可以从文化美学的角度进入。

　　我以为所谓文化，可以从七个方面加以理解。第一，是有物质属性的；第二星空体育app免费下载，是有精神属性的；第三，在物质和精神之间，形成一个结构性的关系，便是文化结构问题；第四，文化的发展便是文脉，兼有时间性与空间性；第五，是有意义和价值的；第六，是有语言文字的，它是哲学或文化哲学的人文“家园”；第七，更重要的是人，人是文化的唯一主体。

　　人类的社会实践，即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，只有四种。其一是求善的，求其实用；其二是求神的，宗教的或图腾、神话与巫术的；其三是求真的，即科学认知；其四是求美即审美的。这四种人类社会实践的基本形态，以及它们相互之间以人为主体的生命联系，都是有哲学或文化哲学的，应该都是美学研究的对象。

　　所谓“文科危机”，是另一个问题。对此，我尤其没有什么思考。有人提出，文科没有什么用了，不过培养些应用型而作为工具的人，也似乎不需要什么思想、学说和创新。我想，大学文科这一类学科本身，应该说并没有什么“危机”，主要是由于当下经济形势与国际形势等的影响，文科培养的人才有了剩余，造成了供求关系不平衡。这不是说，文科的指导思想和教育思想根本不对头，产生了非常大的问题，从而面临“危机”。

　　当然，大学文科中有不少学科的知识谱系和结构中，存在许多相当落后、甚而缺失、不适应中国现代化建设需要的东西。其实，理、工、医、农等学科中，也有许多是必须进行变革、改造和创新的。尤其是，今天与未来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，文科确实已面临巨大挑战，然而理科、工科、医科和农科等，大约也有这样的问题，这个我不懂，抱歉会有说错的地方。

　　但我想，作为人类“第二个‘我’”的人工智能，正在、必将改变这个“多事的世界”和人类未来的命运。人类所创造的这一人工智能，应该是人类的“同志”而不是其它。人工智能与人类文化之间的“间性”问题，也是值得我们的哲学与美学加以关注与研究的。

　　澎湃新闻：在建筑美学、宗教美学等方面，您也有很多独创性的学术贡献。在您看来，人们如何能够通过身边的城市公共空间，进入更深邃的美学体验和省察，而不是只流于和打卡等？

　　王振复：我的《建筑美学》（1987）和《中华古代文化中的建筑美》（1989）两书，确是同类著作中出版最早的。说到城市公共空间的美学，我以为，首先，建筑美学是城市环境的空间美学的一部分，建筑是包括在环境之中的。环境是一个地形、地理、山脉、水系、道路、天空、气温、阳光、风向和湿度等自然要素，尤其是作为主体的人类在其中的生命、生活与生产活动等一切时空因素的集成。建筑作为存在、发展于一定环境的文明或趋向于文明的一种文化方式，它是人的“第二形象”。一个人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，感到最强烈的触目的，便是城市建筑群。除了建筑的实用性，城市建筑的时空意象，也是城市的哲学美学、科学技术、文明程度、民族时代甚至地域风俗等的物化形式和精神性象征。

　　以前，中国古代城市的公共空间，在建筑理念上，不是西方那样的广场。北京广场，曾是一个扩大了的庭院，中轴线公里，是一种对称性均衡的平面布局。紫禁城里不种一棵树，它渲染皇权的神圣与威严。上海的人民广场，由过去的跑马厅改造而来，这个空间带有公共性质，是接受了西方城市建筑文化影响的现代市民游观文化的所在，跟古罗马的城市广场不大一样。罗马广场像一个湖泊，通向它的各条街道就像一条条溪流。广场里有演说，有演奏，有鸽群，还有其他许多公共活动。这种公共空间，是文化交流的空间。也可以说，这是一个城市的客厅。

　　这里关系到城市公共空间建筑群的问题，是在于合情合理地处理实用和审美的关系。审美原本有碍于实用，实用又是有碍于审美的。而城市居民都希望，自己所居住与面对的城市空间，是既要实用又要审美的。高明设计师的设计，有可能做到二者兼得。我在“东方大讲坛”（2006）所做的题为《城市“设计”的文化理念》的演讲中说过，“可以这样说，人们总是渴望缓解实用与审美的原本对立与内在紧张，绽放实用兼审美的灿烂之华。实用由于审美提高了精神意义，审美因为实用有了日常品格；实用由于审美而获得了优雅高贵的贵族气质，而审美因为实用步入了百姓的平凡世界”。

　　对于城市的公共空间的“阅读”来说，也是一样的。人们现在都看手机，技术使我们生活更方便。但如果大家都心不在焉，或是进入忙于打卡的状态，我一方面非常能理解，这是去追求实用理性意义上的、功利方面的目的，往往是生活所迫——要养家糊口没什么不对，不过另一方面，精神的修养即高瞻和沉淀，对一个完全的人格而言，是非常重要的。

　　关于佛教美学，我曾出版过《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美学史》一书，还发表过一系列佛教美学论文。这个问题今天就不谈了。

　　澎湃新闻：那么，我们可以通过哪些途径，运用哪些方法，或进行怎样的自我训练，去提升自己的审美能力？

　　王振复：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读书人，我的生活经验和体会，未必适合于你。我只是认为，审美便是思性的诗性化。反过来，诗性的思性化，就关系到美学了。美学跟审美有联系而不一样。审美是感性的，是直觉的，也是当下的。比如，一个人第一次看到墙上挂着徐悲鸿的一幅《奔马》，一下子感到真是太美了，但第二次再去看，感受未必相同。这种感性经过思考而沉淀下来，就是理性、思想，可能与美学相联系了。如果没有思想，生命的体验就不能深入。

　　审美的能力或自觉，和一个人的人生经历、包括艺术素养等在内的一切人生素养，以及知识的融会贯通等有关。如果审美全部是感性的，那就可能是浅层次甚至只是感觉的。小孩子刚生下来是不会审美的，因为还没有获得经验。一个儿童具备的审美能力，往往不会很高。但是因为富于童心，基本没有受到尘世的“污染”，面对审美对象，有时候一个感受、一句很稚气的话，倒是道出了审美的真谛。

　　假如要提高整个民族当下的审美、特别是年轻人的审美能力，需要提倡大家多读书、多思考。总的来说，我觉得诗性十分重要。光靠所谓诗性还不够，如果没有融渗在感性当中的思性，这种审美一定是肤浅的。如果光看手机里的东西，可能也是不错的吧，但如果不去阅读那些千古名著，是会影响审美能力的提升的。比如《红楼梦》，即便不是做红楼梦研究的人，也应该努力去读。它无疑是从古到今中国的第一部文学作品，无疑是很“哲学”很“美学”的。

　　人是“文化的动物”，也就是“思想的动物”。我们民族文化有许多优秀而杰出的传统，可能有一样还不够，那就是哲学还不够普及与深化。不少人可能会觉得，哲学没什么意思，和自己没啥关系。日常生活便是衣食住行罢了，跟哲学有什么关系？其实不是的。哲学是俯瞰、沉潜在我们人生一切方面的，尽管你可能感觉不到，但它也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你的精神品格。

　　不仅是我们做美学的要学哲学，不做美学的也应该学哲学。我看过西方有些小学的考题，有好多的哲学问题。他们那么小就开始培养哲学头脑，因为只有哲学才能让人思想深刻。当然也有很多糟糕的哲学，不能说一切哲学都是真理性的。可是真理就是在一定的哲学当中展现和打开的。

　　王振复：我好像一辈子都在读书，但读的书还是太少。西方的许多文学名著，我大多数都读过。比如，托尔斯泰的《复活》与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等早就读过，可是《战争与和平》没读，我就买来正在读，一共三大卷，写得非常恢弘，我才读完第一卷。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《罪与罚》也没有读过，已经买来，还来不及读。我肯定要补课。还有关于苏东坡，只读过《苏氏易传》和前后《赤壁赋》等与王水照先生赠阅的《苏轼研究》，买来一部八卷本《苏东坡全集》，下决心全部看完。

　　我有一位易学界的文友，是国内一位著名学者，我送了一套自己的文集（八卷）给他，他送了一套《周易象数学史》（三卷）给我。象数的历史包括象数本身，我接触过不少，我做《周易》研究首先从象数进入，是因为凡是做易学研究的，如果不去阅读、研究象数，一定难以进入易学的堂奥。

　　我今年身体不太好，一边治病、养生一边努力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吧。有两个20万字之内的书稿，一个叫《周易美学十讲》，一个叫《中国建筑文化十讲》，正在写作中。假如顺利、身体可以的话，争取今年上半年做完，以后看看情况再说。我自己做点学术，真的不是追求名利，纯粹出于自己的喜欢。

　　王振复：从我个人狭隘的读书经历看，人生的时间有限，可能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假如追求更高的性价比，我建议不要东看西看，还是要看经典著作。从学者的角度看待读书，我想，有三个东西要做好：一个叫读，一个叫思，一个叫写。读是前提；思是关键；写是落实。做中国美学研究，要努力“写”成一个大写的英文字母T。读书涉猎要广，中外古今的应该懂的都必须要懂。但如果把书都读了，不去思考也不去写，可能就是泛泛地走马观花，因此需要在某一点或者几个相关的点上努力深入。这样就成为一横一竖。

　　我的人生和学术宗旨：人生在出世与入世之间。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，应该是最好的人生境界和学术境界。这不是人格与学术的分裂，而是努力趋向完善。星空体育官方网站星空体育官方网站星空体育官方网站